上世纪80年代初文物等于零价值
毕业分到文化部接电话
“落实政策返还家属的乾隆御墨，一块才卖5块钱”
1977年，恢复高考。正在上初二的甘学军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参军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这两扇大门早已对他关闭，恢复高考的这一决策让甘学军又抓到了改变人生的稻草。父亲曾说，就是累死也要让孩子们把书读完。从小就喜爱读书的甘学军立志要离开僻壤之乡，不再重复父辈的生活。
1979年，甘学军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成为公社乃至全县的新闻。自出生从没穿过新衣服的他带着父亲给买的一红一蓝两套秋衣，跟三个沙湖同乡乘机帆船倒江轮到了汉口，又倒火车驶向1000多公里外的北京。在他实现人生第一个梦想的同时，这个17岁的瘦弱少年还不知道，最终成就他事业的中国文物界也正经历着变革和新生。
1979年，国家文物局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座谈会，清除“左”的影响。各行各业都在拨乱反正，“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后果正逐步消除，文物工作机构、业务活动等逐步恢复，地方无人管理的文物开始逐步被监管。文化断裂中流失的文物知识和专业人员也将被复兴的高等教育填补。劫后余生的文物即将焕发神采。
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上世纪80年代，被割断的文脉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逐渐复活。甘学军也在人大校园里如饥似渴地苦读。5分钱一碗的熬白菜几乎成为他四年里的专利。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买书的钱都是从12块5的助学金里省下来的。为了买本牛津英汉词典和《辞源》，他两次将家里给添置的新衣服低价卖给同学，一次是一件白的确良衬衣卖了7元钱，另一次是大二那年，他用一件防寒大衣换回了新书。
大学时光是他砥砺和蛰伏的四年，80年代初期的几年同样也是中国文物艺术品砥砺和蛰伏的时间。文物商店开始真正营业，成为境外旅游者光顾之地，同时“内柜”服务也恢复了。1982年中国出台了第一部专门针对文物的《文物保护法》，其中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虽然文物买卖权责尚未全部明晰，但毕竟从国家立法层面释放出一个信号——个人可以拥有收藏的权利了。
1983年，甘学军大学毕业，幸运留京，分到了文化部，开始了他与文化的不解之缘。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部机关里的电话值班员。他每天面对三部电话机，负责文化部与上级、内部和对外的电话记录。踌躇满志的他颇有怀才不遇之感，同学笑话他，找甘学军很好找，打文化部的电话就是他接。但他从接传电话中得到许多信息，并结合文化部领导工作，编成领导活动安排一览，赢得不少赞许声。后来他觉得光做这个没意思，就每天上班先把各大报纸全读一遍，把重大时政新闻及和文化有关的新闻摘录、打印出来，10点前整理完给每个领导桌子上放一份，部长们都很欢迎。这份工作虽然平淡，但培养了甘学军善于钻研的精神，这种积累的优势在他以后从事的艺术品工作中逐渐显现出来。
就在甘学军的值班员工作干得如鱼得水时，他后来在荣宝拍卖的同事刘尚勇正身穿着扫大街式的蓝棉袄穿梭于使馆区。1983年，在同学的不解甚至嘲笑中，刚出大学校门的刘尚勇报名进了北京市文物局，当时高校和媒体类的单位是中文系毕业生竞相争抢的金饭碗，而进入文物局从事文物工作，在很多人眼里无异于收废品。特定的历史时期，文物在人们眼中没有价值，很多文物都是从废品公司拣回来的，当时北京市文物局还办过一个展示会，参展的香炉、古钱币，甚至战国时期的铜鼎都是从废品堆里挑选出来的。
与甘学军的工作一样“没有技术含量”，刘尚勇的工作是去外国使节家里给文物打火漆，卸任的外交官回国时购买的中国艺术品要经过检验，如允许出境的就打上火漆。有时，他穿着单位统一发的蓝棉袄工作服出入使馆时，总有好奇的国外外交官凑上前疑惑地摸摸他们的衣服：为什么每个文物局的人都穿着扫大街的棉袄呢？
1983年后的几年时间里，国家一直在落实政策返还个人文物。据说，很多年轻人领回返还的父辈收藏品时不解地说，这些破烂我拿着干什么呢？很多人就直接在文物局大门口把文物贱卖了。当时一块乾隆御墨才卖5块钱，等到1993年翰海拍卖公司拍卖类似品相的御墨时，价格都在十几万到二三十万之间。
当时一个官窑碗才10块钱，齐白石的一张画250块钱。这些“零价值”的文物常以集装箱计卖到国外。故宫博物院处理三千御林军马镫子时还颇为苦恼，最后以比废铜贵一点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商人，据说这个美国人回国后把那6000个马镫子当成烟灰缸单个卖出，大赚了一笔。
在文物工作与“废品公司”和“扫大街”画等号的时代，很多人出于对文物的兴趣选择了这一行，多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因为他们不仅见证了中国艺术品从“零价值”到天价的变革，也亲身经历了艺术品拍卖从无到有、跌宕起伏的16年风云变幻。短短的10多年时间，人们见证了中国文物从“零价值”到有价值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