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民间艺术品收藏热情暗涌

    调至国家文物局坐办公室

    “住上46平方米的房子，觉得此生足矣”

    改革开放为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发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民间艺术品收藏热情暗涌之际，1992年10月，’92北京国际拍卖会上一声脆响敲开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大门。虽然这场拍卖会也是针对海外游客当成旅游项目来做的，但拍卖会的意义在于，人们从此意识到原来文物可以用拍卖的形式来卖出好价钱。据知情人透露，那场拍卖会很轰动，300多万元的成交额比全国文物商店加起来卖得还多。这次破天荒的拍卖成为冲破旧的文物保护法的有力一步，中国文物拍卖问题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热点。政府对文物法的修改和补充也发端于此，10年后，新文物保护法出台，奠定了文物拍卖企业的合法性。

    据甘学军回忆，这场划时代的拍卖曾在很多老同志中间形成了轩然大波，关于文物拍卖是否会引发走私和盗墓猖獗现象的争论一时间不绝于耳。拍卖会结束后，文物主管部门出面干预，宣布以后文物禁拍。“其实主管部门出面干预，是想平息当时社会的舆论压力。”拍卖这种顺应市场发展规律的买卖形式远非倡导者预想那样一帆风顺。

    在磕磕绊绊的探索中，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开始了新纪元。当齐白石、张大千一张画卖出200万元时，大家傻眼了。近百年来，中国文物都是向海外输出，但内地有了拍卖后，开始有人带文物进来，引发了文物大量回流，这不仅证实了文物的价值，也印证着国家的强大。

    住了7年集体宿舍后，1990年甘学军分到一套建筑面积46平方米的房子，搬家时，甘学军乐得不行，连说此生足矣！在文化部工作了8年后， 1991年，甘学军调到了国家文物局，做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从商的风潮，一大批人弃文从商，弃官从商。那时他也开始考虑起今后的人生路。“也许是因为在文化部机关太顺了，所以做得有点乏味了，觉得自己好像还应该有更大的能量。”甘学军说。

    “后来创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陈东升当时有做艺术品拍卖的想法，正好有我的朋友介绍他找我。”陈东升直接推开甘学军办公室的门，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聊了半个多小时，一拍即合，“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一行没人干，很有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拍卖市场迎来首波热潮

    辞职下海勇当“弄潮儿”

    “从国家机关到公司，身份落差太大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商店的文物只卖给外宾，只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到90年代才开始收人民币。“可以说这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市场是媒介、是平台，如何开发利用值得思考，我觉得拍卖是个好形式。”而且，细心的甘学军发现，国家文物局不知不觉中将流散文物处改名为文物三处，他从这个细微的改变中品味出管理部门实际上是支持文物市场化的。“这种与时俱进的观念改变对社会、对市场都预示着机会。我们身处其中，觉得是时候来做拍卖了。”

    当时甘学军还不是很了解拍卖，只是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手里有资源，他对文物专家很熟悉。“我知道谁懂呀!那时候大家的信息很闭塞，有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找谁看，但是我知道，这点就对我从事拍卖行业有决定性的意义。”

    更直接的动力是，当时基层要求改革文物系统的呼声很高，拿文物商店来说，其职能多半是帮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征集藏品。甘学军意识到，这个大方向一定要改变，且他的观点是文物保护应该社会化，实现社会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让文物走向市场。“要让老百姓知道文物的价格，有价他才会珍视”，要把“文物保护是全人类的事”、“文物保护，人人有责”的口号变成现实，应该把“责”和“利”联系起来，这个“责”才实在。